（德国之声中文网）长期关注社会阶层差异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近日发出"谁把劳工节翻译成劳动节？"之问，并誓以"余生"探究清楚。其支持者认为："劳动节"与"劳工节"虽一字之差，语意却天壤之别：前者片面宣扬劳动，后者却着重劳动者权益。
"劳动节"还是"劳工节"？
探究历史渊源，"五一节"的确出于劳动者的利益诉求：19世纪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虽然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欧美工人阶级却仍然面临超长的劳动时间与高压的劳动强度。为反对资本家压榨，英法德意四国工人1864年于伦敦成立国际工人联合会（即马克思指导的"第一国际"），并于1866年在瑞士日内瓦会议正式提出八小时工作口号。
虽然秉持该诉求的巴黎公社运动遭遇失败（1871），马克斯、恩格斯亦随着第一国际迁往纽约而失去领导力，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工人阶级仍继续抗争八小时工作制。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爆发超过35万人的工人大罢工。经过持续几日的警民冲突与极富争议的后续审判，八小时工作制伴随着鲜血与生命成为进一步的社会共识。
为庆祝这一胜利，1889年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于巴黎宣布，五月一日为全世界劳动者与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基于此，欧洲工人阶级每年于该日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以争取或庆祝各项劳动权益，"五一节"亦逐渐成为一个象征所有劳动者权益与尊严的国际性节日。以法国巴黎及德国柏林为例，虽然每年的"五一"游行均复杂而多元，但由于长久低迷的经济复现复苏苗头，今年的"五一"游行反而较为平静及有序。
但在芝加哥工人运动取得初步胜利的美国，"五一节"却并未成为联邦法定假日。出身牧师家庭的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Stephen Cleveland ）虽囿于选票愿向劳工示好，但其与注重实利、善于妥协、且看重选举权利的美国工会领袖龚帕斯（Samuel Gompers）一样，不愿美国的工人运动与马恩领导的激进社会主义运动合流，亦不愿无政府主义者借此获得纵容。基于此，1894年其将劳动节设于独立日与感恩节之间的九月首个周一。
而在天主教气氛浓厚的意大利，虽然其工人代表最早参与伦敦国际工人联合会，却亦无全国性的"劳动节"假期。这是因为在天主教传统中，不仅每年五月为献给圣母的重要瞻礼月，五月一日亦是圣若瑟作为劳动者主保的瞻礼日。根据圣经，耶稣养父圣若瑟为一名朴实耐劳的工匠，耶稣本人亦是一名木匠；而圣母在艰难环境之中对他们的悉心照料，本身就象征着天主对劳动者的无比恩宠，亦永恒地激励着人们对劳动者人格尊严与社会地位予以正视与尊重。
中国的选择
在并未经历大规模工业革命、且传统社会型构较为稳固的中国，时至1905年，方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引入"五一节"（时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大示威"），其后知识界开始宣扬"劳工权利"、"劳工尊严"与"劳工神圣"等理念。1919年5月1日，《晨报文化副刊》在李大钊协助下首发"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三天之后，"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亦在声援运动中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920年5月1日，在知识界享有盛誉的《新青年》杂志亦推出长达400页的"劳动节纪念号"，孙中山为之题词为"天下为公"，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题词为 "劳工神圣"。而当时主要内容仍是聚焦于底层劳动者的各项人身权益与社会地位，包括改变女工的生活处境等，譬如陈独秀发表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然而，随着中国内外处境的交困及激烈的时代浪潮，"救亡"理念逐渐压倒"启蒙"，时代主旋律也逐步转为抗战与革命。当共产党最终通过广泛的工农运动与苏俄的支持而取得胜利，其于1949年底正式将"五一节"确定为"国际劳动节"。由于其自我定位为一个工农建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原本的"劳工权利"、"劳工尊严"、"劳工神圣"等核心式人权意涵，反而理所当然地不再受到检视。
中国劳工与996
在此种长期性的麻木、忽视与一元制思维之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工人阶级的整体收入随着经济发展有所改善，但中国劳工的处境却在社会资源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中国模式总体说来仍是精英掌控的资源提取性政治制度，底层民众难于获得政治权力分配并有效进行利益诉求。他们的利益，往往只能较为被动地等待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以及当地政府的顺利执行。
譬如，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下岗工人在几近毫无权益保障的情况之下被抛向社会；而为中国城市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农民工至今无法妥善解决子女的入学问题。而在政府眼里，争取个体权益的游行示威又往往被视为违法或影响稳定，这正如澳门及香港虽有"五一节"游行之传统，但在反修例运动之后，中央政府加大控制，香港已连续五年无"五一节"游行集会。今年五一，亦仅有激进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四人上街请愿，诉求提高工人最低工资。
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亦普遍存在对"劳动节"保持距离的冷漠态度。这一方面固然在于该节日所具备的"社会主义"色彩，但另一方面亦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劳动者"及"劳动者权益"的疏离与淡漠。譬如在德国另一位马克思（马克斯·韦伯 ）眼里，儒家的文官知识阶层主要是为上级负责，并着重追求个人修养及社会地位，这使得他们普遍成为"实用的理性主义者"。
此种社会背景及文化传统之下，有悖八小时工作制、极端压榨劳动力的"996"工时制反而被中国某些知名企业家所推崇，并被公开解读为一种"福报"；而在当前随处可见的外卖骑手流中，部分雇佣集团亦拒付基本的社会安全保障（譬如人身保险）；并且，在国家企业及机关里，员工于八小时工作之外的超时加班亦几乎被视作常态。与同为儒家文化圈的韩国在资本主义高速上升时期相比，这亦有某种相似之处。
因此，今年"五一"，孙立平教授等发起的"劳动节"还是"劳工节"之问，无疑再次将焦点拉回聚拢于劳动者权益本身，引发民众再度思索自己与劳动体系的切身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天主教会的部分相关网页，亦在"五一"当天同版介绍"五一节"的由来及圣母瞻礼月，这无疑是从神哲学角度对社会进行人权意识再启蒙。
事实上，亦只有当一个社会有能力进行文化层面的批评性思辨，从而使人文观念深入遍布社会各个领域，方才有望真正地实现思想意识的现代化转型。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华裔德籍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国际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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